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仁爱思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仁，原本指对人亲善或持有一种同情心，在孔子那里被发挥成了一种学说、一种哲学观。建立在民族宗法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是在农业文明为主的时代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天下。与这种家天下的谱系结构相平行的精神纽线是孔子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仁学思想。这个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从这个核心出发，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进而是入则孝，出则悌，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又一个纽结，最后，他提出泛爱众，完成了仁学思想的基本建构。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家敬（孝）父母，出门敬（悌）兄长，才能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并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仁学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及其生存基础的。最后，孔子为他的仁学思想这根精神纽线画上了一个中止符，他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了天下归仁，他又提出一种办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把它作为忠恕之道来行仁。从仁出发到归仁，显然是孔子认为的一种完满的精神境界。    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孔子所处的年代正值春秋末年，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风雨飘摇，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孔子《颜渊》），想女娲补天，又不合时宜。孔子不是没看到这一点，当他的行仁主张处处碰壁，便不断发出怨叹时也，命也。他既是从仁，又是从命，始终不能摆脱这一世界观上的矛盾。尽管孔子常叹自己时乖命蹇，他的植根于宗法关系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这种仁学思想被发挥到极至，就是孔子提倡的志士仁人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那个高尚的仁，人们可以用性命去换取，能说不到了极至吗？诚然，孔子仁学思想中的亲亲爱爱或泛爱众表现了对人的同情、尊重、关心和爱护，无疑是对当时奴隶获得解放和人的价值得到提高的愿望所进行的合理概括。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乃至凝聚于今天的家庭关系，从而使炎黄子孙不忘骨肉亲情。全面地看，不难发现孔子的仁学是为其礼的思想服务的。礼的思想有其秩序性的内核，体现了他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那种将礼与后世所谓礼教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于后世的名教、名分乃至三纲五常，则是后儒片面强调礼，将礼绝对化的产物，与孔子礼的主张已经有所区别。孔子的仁学服务于礼，却代表了人道精神、道德精神、群体精神等等，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    第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孔子的仁学对政治的清明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仁学反映着时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长期以来，在仁学精神的培育下，中华民族逐渐养成了许许多多的优良传统，如修养完善自身道德，持守为政以德；为政顺应民心，与民同忧共乐；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以养民。事实证明，仁风昌行时期，总是政治相对清明，官吏相对清廉；暴行大作之时，往往贪敛之风盛行，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民注重亲情伦理的特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在新出土的竹简中，仁字从身从心。《孟子》记告子之言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可见，仁突出了人的内在因素即思想观念的特征，是人的真善美道德属性的表达。有仁的思想品质，才会有义的行为，故曰仁者，义之本也，正义的行为准则是与仁相伴的。中国古代重孝，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道，更不会有什么良心善行。有了孝行，才有人与人之间的谦让与诚信，才会有当政者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所以，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北魏孝文帝说《孝经》一卷，人行之本；隋文帝说《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上行下效，孝是一切伦理的根本，由此推广开来，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是从维护奴隶制出发，但这个思想重视对人的作用超过了对天神的崇拜。他处的那个时代正在向封建社会过渡，不能不说，时代的进步在他的身上是有反映的，否则他便说不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主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仁学思想以人为本，和他的以维护奴隶制为本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这种矛盾的思想体系虽矛盾亦难能可贵。他的言仁必及人、爱仁能人的仁学思想是既难得又照鉴后人。如果这种思想只是取悦帝王，是不会这么受人欢迎的、并在民间找到他的市场。应该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具有矛盾性，但更具有较强的实践理性。孔子是主张理论的实践性的，他常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为要推己及人，使众多的君子在实践中具有仁的自觉，孔子非常强调理性自觉和主观能动作用，进而把为仁联系到求知。在认识论方面孔子径向理性主义发展，在政治上，孔子虽然是个倾向于守旧的唯心主义者，但他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具有理论贡献的创新，并以其扎根于宗法关系的伦理道德内容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我们不能不看到，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却是前后矛盾的。他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并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子《宪问》）作为贵族出身的孔子，由于阶级的偏见，他把仁看成是先天的道德属性，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仁，小人就绝对不行。这样，仁就成为天赋的道德，就主张只好用人主观意识修养来补救。忘了指出的是，当仁在仁学里进一步发挥时，仁就是指奴隶社会的道德准则，是奴隶主对自己阶级意识的一种自觉。因此仁学思想再光焰，也同时留下了巨大的历史晷影。